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最具有争议的就是梁三喜那封“染血的账单”，以及赵蒙生的干部子弟“曲线调动”。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没有具体原型？这部感人至深的经典小说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一、高山下的作品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时任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李存葆接到了深入前线采访的任务。他马上跟其他300多名文艺创作骨干加入作战部队，进行战地采访和写作。

李存葆作为临时抽调的随军作家，不但跟随部队作战，还在极其恶劣的行军途中，进行英雄人物事迹的采访。在四个多月的行军生活中，李存葆先后赶写出1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

1978年8月，李存葆奉命调往另一支在广西前线参战的部队，并在那里生活了三个月，使得他再次获得了近距离观察普通战士和英雄人物心灵的机会。

此时，李存葆已经完成了上级要求的写作任务。他前一阶段的报告文学作品《将门虎子--记战斗英雄兰方虎》已经获得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大赛报告文学类一等奖。

此时的李存葆，不但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而且有着真实的战斗生活经历。那些热血的经历跟流水账式的新闻采访与泛泛一般的报告文学相比不免乏味至极，他特别希望自己在创作上能够有所突破。

于是，他开始努力消化、吸收从云南前线和广西前线七个月来，所收集到的战争素材和英雄事迹，耐心地寻找战时与战后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的人和事。

事实上，李存葆的第一次满怀冲动，铺开稿纸刚写了开头，就把稿子揉作一团扔进了字纸篓。原因是梁三喜一家和赵蒙生一家的两条线都有了，但是其他人物还准备的很不全面。

就这样，《高山下的花环》刚刚开始创作便宣告作废，李存葆此时也结束了第二次在前线部队的采访任务，回到了原单位济南。

1982年4月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后，著名杂志《十月》的编辑张守仁热情地邀请李存葆到家中详谈。在这里，李存葆向张守仁讲述了前线的所见所闻。当他讲到烈士的妻子和母亲用抚恤金还账的情节时，对方眼泪汪汪地说：写！赶紧写出来！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烈士？哪有这么好的人民！

在张守仁推心置腹的鼓励下，李存葆从182年5月20日动笔开始创作，到了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7月5日到18日改写，最后誊抄完毕。

据张守仁回忆：“当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稿纸，送到北三环中路我家中，希望我尽快处理”。两天后，《十月》编辑部一致同意发表《高山下的花环》。

文坛伯乐冯牧怀着激动地心情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经典评论《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高山下的花环有感》，于《十月》杂志1982年第六期同期刊发。

二、高山下的调动

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揭露的另一个深刻问题就是干部子弟的“曲线调动”。在那个年代，由于受到红色浪潮与“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不少干部子弟参军入伍。

这种现象在平时还不算什么，在战争来临前，就有干部想方设法将其子女调离前线的事情发生。《解放军报》在战争结束后的5月17日就曾经发文，对这一现象提出过严厉批评。

事实上，战争期间大多数干部子女在战斗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李存葆在云南前线采访时对于干部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时非常赞赏的，他的那篇获奖报告文学《将门虎子》写的就是干部子弟“兰方虎”，子承父志在战场上勇立新功的事迹。还有后来的《英雄的后代》、黄南翼排长事迹，都是对干部子弟的高度赞扬。

一方面是贫穷烈士“欠账单”，一方面是干部子弟“曲线调动”。

一边是用抚恤金还账的高贵品质，另一方面是少数人的贪生怕死行径。

崇高与卑劣之间如何平衡，如何让文学作品放映的矛盾既尖锐，又深刻；既悲壮又思辨。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给军队抹黑”，带着这样的难题，作者李存葆不能不反复掂量。

仅仅有对比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凸显梁三喜、靳开来、李大娘的价值，作者塑造出了“雷军长”这个风驰电掣的人物。他既出现在对敌斗争的前沿哨所，又屹立在抵挡不正之风的山巅。

当吴爽把走后门的电话打到他的前沿阵地后，他在师部大会上破口大骂：

“我雷某不管他是老天爷的夫人，还是地主老爷的太太走后门，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一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去炸碉堡！

从雷军长身上我们强烈感受到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和诸邪辟易的浩然正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这样的军长怎么会不威重令行！

在原著中，这位号称“雷神爷”的雷军长，为这场战争同样献出了自己心爱的独子。

矛盾的尖锐性，勇于凿透冻土层，开掘出生活真理的道路。赵蒙生的错误行径遭到了梁三喜的一顿痛骂，惹火了军长“雷神爷”，受到了没点名的痛斥。

雷军长雄狮般的怒吼，战士们山呼海啸般的掌声，给赵蒙生造成了强大的精神压力，震撼了他灵魂深处的锈蚀了的尊严，他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的耻辱在残酷地惩罚他。

这就是在此时，赵蒙生才幡然醒悟，懂得什么是军人的尊严！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他的胸膛里还剧烈跳动着的是一颗懂得羞耻的心。

从梁三喜、靳开来对赵蒙生的痛斥声中，从雷军长甩帽骂娘的怒吼声中：我们读着《高山下花环》，追随着英雄们的脚步，灵魂也仿佛经过了一次净化。

三、高山下的账单

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最感人至深的莫过于那份“染血的账单。”李存葆在云南前线采访11军31师主攻部队时，就曾经亲眼见过这样一份令人震撼的“账单”。遗书中反复叮嘱：如果我光荣捐躯，人死不能账灭，国家会给抚恤金，把抚恤金全部还债。

事实上，那点少到可怜的抚恤金根本不够还账用。在同一时期，张援朝的作品《老兵亲历越战：越军俘虏每天有烟抽，我们军烈士抚恤金不够还账》一文中写道：当时连、排级干部阵亡，只有550元的抚恤金，全部拿出来也不够还账用的。

更令人揪心的是：李存葆在的采访中得知，“染血的账单”并非个案。不少连、排级干部在牺牲后都有欠账的问题，有些是写在纸条上，有的仅仅是口头上交代过。这些欠账的烈士，有河南的，有山东的，有四川的，清一色都是从农村入伍的。

在了解这些“染血的欠账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更加感人肺腑的事例：一位烈士的妻子拿着抚恤金，卖到自己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和年迈的婆婆一起，来到部队替丈夫还债的故事。

这就是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韩玉秀的原型故事。用梁大娘的话来说：连块布头都没给扯给她，她就嫁到俺梁家来了。

在原著中，她和梁三喜结婚三年，呆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90天。

丈夫英勇牺牲，她忍痛节哀，不敢放声哭泣，怕影响婆婆的健康。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带好刚满月缺奶的孩子”。但是她到了部队后“不是帮炊事班洗刷蒸笼屉布，就是替战士们拆洗被子，一刻也闲不住”。

她为丈夫身带重孝，深夜在丈夫坟头上“无声悲泣”，说明了她对丈夫的感情是多么真切、多么深厚。

婆婆为了她的幸福，要她“早寻个人家”，她“一下子闯进屋，双膝‘哎呦’脆在婆婆面前，猛地用手捂住婆婆的嘴，哭喊着：“娘！您别……别说……俺伺候您老一辈子！”

梁大娘这位出身沂蒙山老区的“鲁中军区”的支前模范，她对革命事业有着无比的深情。她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从未讲过条件。她们一家来连队的路上，吃的是黑乎乎的烂瓜干煎饼，几个咸萝卜头。祖孙三代舍不得买汽车票“一步一步挪了160多华里”。

她的生活如此艰苦，却念念不忘替儿子还债。她拿起剪子，几下铰开了衣襟缝，用瘦骨嶙峋的手“掏出六百二十元人民币，心平气静地说：“三喜欠下六百二十块的帐，留下话让俺和玉秀来还上”。

这就是我们年迈的母亲，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形象！

四、后记

《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在全国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部队将这篇小说连同冯牧写的评论文章印发成单行本，下发到班一级，组织全军阅读。

1984年，上半年《高山下的花环》被改编了三集电视连续剧播出，下半年被谢晋导演搬上电影银幕后，再次引发全国轰动。作者李存葆一年中收到了全国4000多封来信，有表达激动和感激之情的，有诉说相似遭遇的，也有被感化表示“忏悔”的。其中还有400多封是为牢骚副连长靳开来没有立功鸣不平的。

《高山下的花环》电影引发的轰动，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也成为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最感人的电影。2017年冯小刚的电影《芳华》上映，许多年迈的观众在观影的同时，再度回忆起当年那部萦绕在心头的《高山下的花环》。

当年小说和电影带给他们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被激荡，在萦绕，再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