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成五年(840)正月十四,27岁的皇太弟、勾当军国政事的李瀍chan即皇帝位,是为唐武宗,当年九月,召李德裕为相,次年(841)正月初九,郊庙礼毕的武宗李瀍大赦天下,改元会昌。
煌煌盛唐的最后那一抹余晖——会昌中兴——缓缓地向世人展开画卷。
唐武宗李瀍(814-846),即李炎,是中唐之后的最后一位铁腕明君,也是最“类”祖父——真正的小太宗唐宪宗李纯——的皇帝,他性格直爽,沉毅决断,雄伟有谋,运策励精,本人又是身材高大,精通骑射。
当然,他还有李家天子的通病——爱打猎、爱游玩、爱嗑药,最终嗑上头,和祖父一样盛年而亡,还让他的会昌中兴,人亡政息,使大唐进入灭亡的倒计时。
这样一位暴躁、傲娇、桀骜不驯的霸道总裁人设,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与君歌》中,却被脑丑的编剧打上喊宦官为义父、对宦官恭顺隐忍的“傀儡皇帝”标签。
没错,就是《与君歌》,虽然该剧改名变成架空剧,但众所周知,剧中的男主兴武宗齐焱的原型人物,就是唐武宗李炎,剧中的大反派宦官楚国公仇子梁,就是历史上的左军中尉、楚国公仇士良。
原名《梦醒长安》、现名《与君歌》的电视剧,就是以唐武宗李炎和仇士良为原型展开的会昌旧事。
在剧中,男主兴武宗齐焱,和唐武宗李炎一样,被宦官仇子梁拥立为帝。文武双全又满腹雄心的齐焱,在皇权旁落、处处受制于人、身边还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不得不藏起自己的心思,在仇子梁面前表现的恭顺听话、克制隐忍,通过韬光养晦来获取仇子梁的信任。
看到这里,恐怕熟悉唐史的人感觉到,剧中所谓受制阉奴、腹黑隐忍、机敏傲娇的皇帝齐焱,其实根本没必要拿人家李炎来当原型嘛,还好电视剧改名当成架空剧,要不然,就剧中的设定,还真有点埋汰唐武宗李炎。
为啥说剧情设定有点埋汰唐武宗?
因为,历史上的唐武宗李炎,人家压根就不是齐焱那种克制隐忍的人设!即便在拥立他上位的大宦官仇士良面前,也绝对不是齐焱在仇子梁面前那样的恭顺听话!
假装窝囊?虚与委蛇?那都是不存在的,反而是仇士良在武宗李炎面前总是憋屈地想吐血!历史上的李炎陛下,他就是这么刚!就是这么豪横!
在李炎眼中,压根没有窝囊、隐忍的词汇,虽然他是被宦官仇士良拥立的,虽然他即位时,大唐的宦官集团势力正处于又一个巅峰时期。
众所周知,唐朝的宦官之祸,比前代更为严重,比如肃宗时代凌虐上皇、打杀皇后的李辅国;逼迫顺宗禅位、拥立宪宗的俱文珍;谋杀宪宗拥立穆宗的陈弘志、梁守谦;坐视敬宗被谋杀、拥立文宗的王守澄;以及因为甘露之变挟持文宗、屠杀大臣的仇士良等等,这些大宦官头子,都曾让大唐的天子们和宰执们无可奈何过。
他们以经济和利益豢huan养神策军,有禁军掌控在手,足以雄视长安城,在内,挟制天子,在外,欺压朝臣,要多嚣张就有多嚣张,要多跋扈就有多跋扈。
明知道亲爹被谋杀却无能为力地平庸穆宗,只能沉迷游猎打球;在甘露之变后沦为傀儡的柔弱文宗,也只能对臣子哭诉自己受制家奴,还不如人家亡国主赧nan、献。
豪爽的唐武宗李炎童鞋在即位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宦官专权,废君(顺宗)、立君(宪、穆、敬、文、武)、弑君(宪、敬),犹如儿戏,实在是古来未有之变,外朝宰臣丝毫没有权力过问。
大宦官头子们之间还经常相互火拼,左、右中尉倾轧不断,中尉和枢密使也争斗不休,当宦官集团对立的派系撕逼时,还总是各自挟制皇室代表做筹码,而失败的一方则往往遭受残酷的诛杀。
除了宦官专权,还有大臣们的朋党之争,长安城外的藩镇割据,边境的少数民族威胁,宗教上的佛道之争等等各种矛盾,整个大唐可谓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雄武的李炎没有像父亲穆宗、大哥敬宗那样沉溺玩乐、逃避责任,也不像二哥文宗那样优柔寡断、当断不断,而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旋乾转坤。
首先,武宗李炎以左军中尉仇士良封楚国公,右军中尉鱼弘志封韩国公,以此酬谢援立之功,又任命太常卿崔郸dan、户部尚书判度支崔珙,并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面对武宗即位、仇士良胜出的局面,枢密使刘弘逸和薛季稜并不甘心失败,在八月十七文宗下葬时发动政变,被心存戒备的仇士良镇压,武宗也借机罢免不支持他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jue。
有不知名宦官撺掇武宗诛杀罢相的杨嗣复和李珏,宰相崔郸、崔珙以国朝有先例,非恶逆显著就不杀大臣为由劝谏武宗,武宗看在新宰相的面子上,赦免杨嗣复和李珏。
随即在当年九月,召李德裕为相,又征召在外监军的杨钦义、刘行深入朝出任枢密使。和仇士良一样,杨钦义、刘行深都是出自宦官世家,杨钦义是德宗末年左军中尉杨志廉的养子,刘行深是宪宗朝枢密使刘弘规的养子。
很显然,武宗也是采取以阉治阉、分而治之的策略,但和文宗简单粗暴的杀戮有明显区别,武宗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抬高宦官的地位,明升暗降的收回权力,毕竟,宦官是和皇帝共生的群体,不可能彻底消灭他们。
比如对仇士良,封楚国公,加实封二百户,赐纪功碑,表面看上去是武宗特别尊崇仇士良的样子,但实际上,仇士良在武宗面前并没有多少影响力,仇士良讨厌李德裕,武宗却召李入朝拜相,仇士良也只能默然。
会昌二年(842)四月,武宗上尊号时,仇士良想搞李德裕,就对禁军散播谣言,说李德裕准备在宣布大赦的诏书上,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料,并煽动禁军前往丹凤楼聚众闹事。
李德裕听说后禀报给武宗,武宗大怒,派人去宣谕神策军:赦令是朕的意思,干宰相何事?尔等怎敢如此闹事?在皇帝的强硬态度下,禁军们老实了,而幕后主使仇士良则吓得“惶惑不自安”。
会昌三年(843),武宗又晋升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兼统左右三军,对他继续表现尊宠,实际是架空他的军权,皇帝对自己无比抬举、却又十分无视的境况,让老奸巨猾的仇士良坐如针毡。
在武宗之前穆、敬、文诸帝时,皇帝要任命新宰相,必须和宰相商量,由枢密使同意,敕书才能出去。但武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直接召学士韦琮书写敕令,而身为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压根不知道这个事,新宰相就上任了。
以至于宫中的老宦官们都纷纷感慨刘行深、杨钦义太懦怯了,居然挟制不住皇帝,真是“堕败旧风故也”,丢宦官集团的脸。
有官员走仇士良的门路去中书求升职,李德裕直接拒绝,还把人贬谪,仇士良气得干瞪眼却无可奈何,眼看武宗不像他父兄那样好摆弄,而自己的势力也逐渐被疏远排斥,仇士良只好推托有病,请求退休。
当年六月初三,武宗罢免仇士良的职位,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退休归家。任命枢密使杨钦义,接替仇士良的左神策护军中尉、左街功德使。
随即在六月二十三,仇士良卒,被追赠扬州大都督。二十五日,武宗就下诏诛杀仇士良的亲信,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并抄没其家。
会昌四年(844),有人举报仇士良私藏兵器,而仇士良的养子也在酒后胡话:天子虽然尊贵,那也是我阿耶册立的。武宗为之大怒,当即追削仇士良的授官和赠官,并籍没家财,子女流放。
到了会昌五年(845)四月,武宗就开始明张旗鼓地向左右中尉夺取兵权,派人向中尉索取两军军印,左中尉杨钦义、右中尉鱼弘志自然不肯,毕竟军权是宦官们手中最大的倚仗,俺们已经不能左右朝政了,可不得拼命保住兵权。
武宗再二再三的传诏,让左右中尉把护军印交付到中书门下,由宰相掌管神策军。扛不住的杨钦义准备接受敕令纳印,而老江湖鱼弘志则坚决不肯,鸡贼如老鱼,反而上书武宗,请求宰相按旧例出动兵马迎接军印,同时,老鱼还做好了发动政变搞事情的准备。
宰相手中并没有兵马能够去接纳军印,话说,如果他们掌控的有兵,也不至于沦落到去看宦官脸色的地步,明显是老鱼故意拿旧例搞事情。
或许是因为宰相没能力按惯例去接纳军印,也或许是武宗听说鱼弘志想“起异事”为了避免狗急跳墙,仰或是对把军权交给宰相武宗也并不放心,总之,武宗降敕索印的计划就此中断。
尽管武宗明夺兵权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当年七月,武宗就下诏对神策军十员定额官进行重新审定,限定他们的迁转,老弱或者贬谪之人,终身不许参选,强行对禁军加入中书门下的权力,逐渐的向禁军渗透。
同时,李德裕还让天下藩镇选择健壮者补入两军,晚唐名将高骈pian、周宝就是此时选入两军的。
就这样,在武宗和李德裕的各种操作下,宦官的权力大大萎缩,不但职责范围被限制,不能插手干预外廷政事,就连最高任职品秩也被限制,武宗明确规定宦官任职最高不得超过四品,还要有定员。
武宗还禁止宦官收养养子,对违法的宦官严厉惩治,严重的打击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从李德裕为相,“政事皆出中书,仇士良挟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谢病以去。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
自从宪宗之后到唐朝灭亡,嚣张跋扈的宦官,仅在武宗面前低下头颅,足见武宗李炎之雄武刚强。
正是在武宗的强势下,李德裕才得以毫无掣肘地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君臣双剑合璧,共创会昌中兴:
力排众议用兵昭义,取得大胜,有力的打击藩镇的嚣张气焰,强化中央的控制;对南下归附的回鹘给予妥善的安置,对侵扰边境安宁的回鹘则坚决给予打击,解除北方的威胁,也为宣宗大中朝河湟回归大唐奠定基础。
在回鹘崩溃后,武宗还创置备边库,令三司每年输入钱帛进备边库,为以后经营河湟筹集用兵经费,顺便也以备边之名,将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部分财权收归三省。
在朝廷,恢复中书舍人的言事之权,抑制相权;在边疆,以皇子亲王为元帅,派侍御史巡视边疆事务,把处置外族事务的权力从边将手中收归朝廷。
同时,还毁弃佛寺,强行逼迫僧尼还俗,增加赋税人口和朝廷财政收入,顺便打击亲佛的宦官集团;又颁诏裁撤繁冗官吏,以方便军民,还节省朝廷的支出。
······
武宗和李德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政出中书”的目的,但他们的各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触动各方势力的利益,自然会遭到各种抵制。
如果武宗不迷信道教、痴迷炼丹,误入歧途,而是严格自律,好好保养身体,当上个十几二十几年皇帝,把会昌时代的各项改革举措继续下去,以他强势的性格以及心胸格局,大唐局势绝不至于溃败那么快。
可惜,天不假年,其寿不永,英武豪爽的武宗,也没有逃脱长生的怪圈,去炼丹,去嗑药,反而落得个速死的结局。
此后勾结宦官集团上位的宣宗李忱,为了打造自己的合法性,又全盘否定会昌政治,让武宗和李德裕君臣的努力尽付东流,使大唐政局再次恢复到文宗时代的状态,对藩镇姑息苟安,朋党之间继续倾轧,宦官气焰也再次死灰复燃,并走上最终的巅峰。
而宣宗,就站在侄子武宗开创的会昌中兴余晖里,带领大唐缓慢地走进下坡路,他十三年的大中政治,也成为大唐最后的回光返照,在他死后不到半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想起网友的一句话:宪宗朝还是群星璀璨,到武宗朝也还有君相二人转,但到了宣宗朝,就成为大中天子的独角戏,实在是对中晚唐很贴切的定位。
而外驱逐回鹘,内压藩镇、抑宦官,与李德裕君臣相得益彰的英主——唐武宗李炎,也是大唐中晚期最后一位铁腕武功皇帝,正是短暂在位的李炎,为衰落的大唐续上一大口气儿啊!
假设一下,如果宣宗李忱没有彻底的否定会昌政治,如武宗一样,有能力压制宦官集团,最少,最少能让他的后代中想有所为的皇帝,比如昭宗同学,能够有雄起一把的机会,而不是彻底的受制于家奴,至死不能翻身,可惜,李忱没有那个心胸和格局,这也是李大家们的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