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78年12月24日),陶成章出生于绍兴城东四十里陶家堰西上塘村。陶家也是“先前阔”,陶氏在绍兴原是瞥缨之家,十余望族之一。到了父亲陶正这一代,就只剩良田五亩了。陶正平常务农为主,兼业漆工,后又做砖灰业。就是农忙时做农活,农闲时做民工。
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周家属于“正在阔”,周福清做着京官,“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陶正虽为农民,却也识字,能读《通鉴》 ,深明大义。母亲陈氏虽为农家女,却也聪慧过人,记忆尤佳,常以豪侠传说教导儿子。陶成章6岁入读私塾,刻苦向学,“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时年鲁迅两岁。
15岁,陶成章已经通读了“四书” “五经” ,而且大都能背,老师非常佩服他,便把他留下来教书,一教就是七年。陶成章好读书而家贫,常向族中藏书人家借阅,每读书必作眉批或在书上涂写,书主遂不肯再借。幸有同族长辈陶七彪精通数学与外文,十分器重陶成章才华,夸他有见地能判断,常为他转向别人借书。
冬天某日,大雪初停,月色可人,陶七彪乘兴踏雪赏月,途经陶成章门前,听到读书声凄楚哀哀,不似往日如空谷宏钟,随即叩门而入,方知陶成章早已断炊二天矣。陶七彪闻之恻然,归即差人连夜送去银米。当时绍兴城中有个书店叫墨润堂,陶成章经常去看书,中午大饼油条充饥,下午接着看,村里人因此叫他“呆子阿炳”。
陶成章过得艰难,鲁迅日子也不好过。1893年,鲁迅12岁,祖父因事下狱,父亲抑郁成疾,家道从此衰落,“从小康坠入困顿”。鲁迅每日辗转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被庸医有意无意欺骗,被族中长辈欺凌,被舅舅称作叫花子,遍尝世态炎凉。
1898年,17岁的鲁迅前往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据周作人回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学的东西比较先进,学科有“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以及体操等课。虽然学风“乌烟瘴气”,但是比起死气沉沉的八股文来,还是相对有趣的。当然了,这些知识在当时都被视为“无用之学”,不如作八股走正途吃香。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22岁的陶成章怒发冲冠,从山东进入北京,“谋歼那拉氏(慈禧太后)于颐和园”,未果。1901年,陶成章再度入京,寻找族人陶大均,“愿效骆宾王讨武瞾故事,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大庭广众,倡言不讳。”陶大均挖苦他不自量力,陶成章默然而返,途径徐州,铜山县令陶仲彝听闻陶成章如此“十恶不赦”的想法,赶紧打发他走人,并拿出路费。陶成章虽然身无分文,却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结果“旅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
1902年4月,21岁的鲁迅东渡扶桑,来到日本求学。8月,24岁的陶成章通过蔡元培援助,也来到日本求学,两位大佬就此相识。
鲁迅早年并没有“文艺救国”的想法,他跟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还是崇尚武力的。他给自己刻了三枚印章,分别为“文章误我”、“戎马书生”和“戛剑生”。戛读如夹,意为长矛。戛剑生就是手持长矛身负长剑的战士。鲁迅这里的“文章误我”,是指无用且有害的八股文将他大好青春耽误了。所以鲁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便是剪掉辫子。
剪掉辫子,便是光头,在当时留学生中极为醒目,为此差点被学校开除,幸亏邹容出手,把扬言开除鲁迅的督学辫子也剪了,鲁迅于是逃过一劫。等到头发长出寸许,鲁迅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圆圆的脸庞,微张的鼻孔,紧闭的嘴唇,显露出童稚的纯真和成人的执拗。他在背面写了一首诗,送给好友许寿裳: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此时的鲁迅,是准备以自己一腔热血“荐轩辕”的。荐是祭的意思。
1903年深秋,寒风萧瑟,一帮留日浙籍青年组成“浙学会”,为了不引起清廷警戒,改名“哲学会”,密谋回国组织武装起义,成员有陶成章、许寿裳、范爱农、周树人等等。他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浙江潮》,积极宣传革命主张,许寿裳是该刊对外负责人,鲁迅是主要撰稿人。
某日“哲学会”开会,决定让陶成章等人回国联络各处会党,又让鲁迅回国刺杀清廷某位大员。鲁迅从内心深处反对这种靠暗杀手段实现革命目标的做法,他认为,单纯靠为数不多的几个革命志士暗杀为数不多的几个清廷官员,是无济于事的。革命想要成功,必须唤醒民众,让民众不要成为无聊的看客和麻木的旁观者。
鲁迅对组织者说:“我是可以立即动身的。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我死了,家中剩下老母,那时候谁替我如何照料呢?”组织者一听,此人竟然有这么多顾虑,那么想要完成暗杀这种玉石俱焚的任务估计够呛,遂道:“那你算了吧,不用去了。”
陶成章回国后,马上展开紧锣密鼓的联络行动,奔走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之间,他用麻绳束腰,脚穿芒鞋,“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杭州离他的家乡只有一水之隔,他却“四过家门而不入”,遂被推举为五省大都督。
1904年仲秋,陶成章和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主张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的革命手段。同年年底,陶成章再次来到日本,并且介绍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同时入会的还有徐锡麟、秋瑾、范爱农、柳亚子、孙晓云等等。
孙晓云是一位女子,出生于绍兴上虞县一个大户人家,家底雄厚。她早在1902年就已加入同盟会,由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鲁迅等光复会成员都是绍兴人,因此陈其美派遣她也加入光复会,暗中监视陶成章一举一动。陈其美之所以派孙晓云接近陶成章,皆因陶成章当着孙中山的面指责陈其美生活不检点,陈其美遂派孙晓云当间谍,暗察陶成章的生活检点不检点。
1906年,秋瑾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则主张忍辱负重,学有所成再回国,两人于是发生了争执。1907年,徐锡麟、秋瑾安庆起义失败,二人相继殉难,陶成章悲痛欲绝,三日不起,击桌大呼:“大丈夫岂可如此耶?”同时作为徐匪同党而被清廷通缉,罪名是“学日本催眠术”,不得不再次避难东京。鲁迅后来说“学日本催眠术为何成为一大罪状,着实不明白。”
1908年,章太炎在东京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黄侃等八人开小班讲授《说文》、《庄子》等国学经典,陶成章等人经常来找周氏兄弟聊天。陶成章对鲁迅非常信任,两人感情弥笃。“为避清吏注意,曾将《龙华会章程》等托鲁迅代为收藏。”这就是以命相托的交情了。
l909年初春,樱花开得正红,陶成章与孙晓云在东京结婚,并请鲁迅为证婚人。孙晓云和陶成章并非一见钟情,“二人是在日积月累中培养的感情”。孙晓云在长达七年的接触中,被陶成章的魅力深深吸引,于是忘了陈其美交给她的任务,反而爱上了陶成章,并且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6月,鲁迅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陶成章则“着单衣,坐四等舱,代煤工劳动抵船值”,到达南洋各地鼓吹革命,动员了一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陶成章痛哭流涕。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陶成章从南洋回到杭州,被推举为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本来章太炎等人想要推举他为浙江省都督,陶成章力辞不受。有人让他推举别人,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
1912年1月3日,鲁迅出任绍兴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办了《越铎日报》,监督绍兴都督王金发。王金发虽为“绿林大学”出身,但也是光复会成员,身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于是亲自给《越铎日报》写了贺电,给予好友鲁迅大力支持。不料仅仅过了14天,即1月17日,陶成章就被陈其美派遣蒋志清刺杀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1月22日,鲁迅在《越铎日报》上撰文悼念: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却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灵魂人物,是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最有行动力的实干家,他死后,光复会“领导乏人”,从此星散。诚如章太炎所言:“成章死,光复会亦暗而不彰。”
陶成章死后,孙晓云只有32岁,一生没有再嫁,与儿子相依为命。她说“再没有成章这样出色的男人能够让她心动”。每到陶成章忌日,就买些锡箔和供品祭奠亡夫。
对于好友的去世,鲁迅的悲愤和痛心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悲痛未尽,麻烦却来了,因为一直跟王金发不对付,遂有传言王金发准备派刺客前来刺杀他。周母鲁瑞很担心,劝鲁迅小心些,鲁迅说,我不怕。照常出门上班,怀里揣着匕首。但是鲁迅也明白,自己在绍兴呆不下去了。如果不想跟王金发之辈同流合污,就得赶紧换个地方,否则时间一长,真有不测之虞。恰在此时,蔡元培请他去南京教育部上班,遂往,接着去了北平,再回绍兴,已是1919年卖房搬家的时候了。
从此以后,鲁迅对陶成章就只是心中思念,而很少付诸笔墨了。只在1926年给刘半农的书写序言时,才道:“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夜雨潇潇,出自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时鲁迅已经45岁了,想起年轻时和陶成章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真有不胜唏嘘之感。
晚年寓居上海的鲁迅,更是对陶成章三缄其口。只跟冯雪峰、胡风等极少数可以交心的青年朋友谈起过自己与陶成章以及光复会的故事。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道:“关于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我记得他是抱着一种很深的怀旧感情谈起的。精神有些奕奕地说到他自己,我可就是属于光复会的。”言语间流露出“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的革命豪情。
鲁迅后来说,陶成章是革命党的实业家,有着我们难以理解的人格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