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原型：他是张学良的把兄弟，他散尽家财办了一所私立大学，他叫冯庸。
他与张学良同庚，张字“汉卿”，他号“汉卿”。二人皆生于显赫之家，岁月同游，共师同道，同掌军权，并结拜为兄弟。在国家千灾百难之际，为培养工业人才以救国，为反抗日本人对东北青年的奴化教育，为培养和造就“新中华青年”，他倾尽家产创办了一所私立大学--冯庸大学。抗战期间，他多次率学生义勇军奔赴战场，其义举被时人赞赏，为后世景仰。
散尽家财创办冯庸大学
说冯庸，绕不过他的父亲冯德麟。
冯德麟，1868生于今辽宁省海城。早年投身绿林，办乡勇民团，后被清廷招抚。民国建立后，于1916年与张作霖一起任奉军师长。张作霖任“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冯为奉天军务帮办，二人称雄东北。后离开军界，从事工商活动。1926年8月11日，因病离世。冯德麟在军界掌权多年，经商又得法，为冯家累积了相当丰厚的产业，时人称“东北首富”。
冯德麟
冯庸，冯家长子，名英，字镇雄，后改名庸，1901生于海城。 1917年，冯庸入北京陆军大学堂学习。1920年，入东北军,曾任少将装甲部队司令、航空司令等职。
弱冠从戎，历升官阶，冯庸身在军营，却心系天下。时《北洋画报》刊文称其“以谦逊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目之为‘小拿破仑’”他常和东北的爱国进步人士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等，讨论如何有为国家。他们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救国救民。
特别是两次身历直奉战争，对内战祸及民众颇感痛惜。他后来曾剖析自己:本想在部队服务，做一个爱国军人。可内战却祸及民众，乱亡国家，他的内心受到打击。这促使他脱离军界，去办教育，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
在东北军中的冯庸
1926年，父亲离世。冯庸整理家产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将所有欠冯家钱、典押土地给冯家的人，都叫到了冯府，当众焚烧债券，归还地契，销毁借据。然后，他又召集全家人开会，宣布要将父亲留下的全部家产310万银元捐出，办一所大学。
冯庸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但他义无反顾。竖年春，建校工程在奉天市郊汪家河子村（今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破土动工。冯庸殚精竭虑，“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一座拥有二百多间教室和宿舍，礼堂、食堂、医务室、田径场、网球场、游泳馆和实习工厂的大学建成了。初，学校设有大学部、中学部和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热爱飞行的冯庸还为学校购买了三架军用教学飞机，并建了机场，这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中绝无仅有。一所新型的、全免费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自此，黄底蓝星，灿灿生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奉天上空。
聘教授，置科系，建规章，购器材，冯庸雷厉风行，当年8月8日，学校挂牌招生。因为一切免费，报名踊跃，很快按计划招满了5个班计180余人。10月1日，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为校训的冯庸大学，便书声朗朗了。时年26岁的冯庸，任校长兼训练总监。
冯庸大学
从此，冯庸就与冯庸大学同呼吸共命运了！
为国家“造成新中华青年”
冯庸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达到教学目的。冯庸沥血叩心地思考与实践着。他既是的校长，晨兴夜寐，事必躬亲管理学校。他也是学生，与学生们一起上课、出操、到食堂用餐、下工厂实习。在冯大，他提出，学校首先要贯彻民国的教育方针。此外，要落实他的教育思想--“冯庸教育主义”。即“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始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他主张“工业救国”，并将爱国主义和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去。而其教学的核心精神，是培养具有新思想和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
为实现“造成新中华的青年”的教学目的，冯庸在学校建立起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从学生生活到学习考试，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无论来自哪里，家庭贫富，一律在大食堂吃高粱米饭。每到开饭，学生们需列队而入而出，各有位置，秩序井然，吃饭时不许随意交谈；考试制度极其严格，期中和期末都在学校礼堂举行会考，冯庸亲自坐在台上监考，考试三门不及格者降级……
学生假日外出，凡二人以上同行，都要列队，步伐一致，并着统一制式服装，戴法式圆形军帽，远看上去很像军人。学校大门，由穿制式服的学生轮流严格站岗值守，时人把冯大与东北军的东大营和北大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
冯庸认为，冯庸大学的学生，将来不但在各专业领域成为青年们的“灵魂”，还要成为国家的栋梁和有用之才，能为国做大事。所以要锻炼学生强健的体魄，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学校规定：学生除非重病卧床，必须参加早操。
冯庸
冬天的东北，清晨五点钟，天还未亮，雪窖冰天。在学生未起床前，冯庸穿戴与学生一样的服装，站在宿舍大门中间，静静等待起床号吹响。起床号响，他将宿舍大门打开，用手杖敲击地板，高呼：“起床了！”督促学生起床、集合、跑步，出早操。
除早操，学生每天必须上军事课，接受军事训练。即便严冬积雪，亦必坚持卧雪爬冰反复苦练。每当学校进行野外军事演习时，冯庸都会亲自参加，并为学生们讲评。他对学生们高声疾呼：“吾人唯有奋励猛进，严训青年，准备国际大战，以收回我丧失之领土主权，求得我国家之独立自由耳。”锲而不舍，铁杵成针。日后，一批冯大的学生，如刘忠武、阮廷瑞、李洁麈等人，在抗战中成为空军英雄。
时《北洋画报》载文，盛赞冯庸大学的管理：“冯之治学，则较治军尤严，诚以不若是，不足以振厉纪纲，而使社会臻于治域，法至善也。……学生处其中，未尝以为苦，则以冯氏视之如手足，甘苦与共故也。”
比磨炼学生的筋骨更重要的是锻造他们的思想！当时，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开设各式学校，对东北青年灌输亲日思想、进行奴化教育。冯庸创办了校刊、大学月刊、附中月刊等刊物，宣传爱国思想和主张，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为铸成冯庸大学之真精神，他亲自参与创作校歌：
兴安岭南辽水东，英灵瑞气钟，秦人冯庸誓救国，太学化春风，壮矣哉，无畏精神！主义使命重。气贯天日万丈虹，八德八正勿钦崇！教育均等，责在藐躬，谨记学行实践，救国以工，富贵等鸿毛！名利如蓬蒿！拯济孤寒，责系吾曹，吁嗟乎!国事日非！国权日削，经济列强操。吸饮吾民膏，鱼肉我而笑中刀！爱国青年忧心忍，冯庸主义定狂滔，冯庸同志挽怒涛，日月高主义齐高，大学旄金马凤毛、正义放光毫，强民富国赖贤豪！
这首由余家菊作词、金律声作曲《冯庸大学校歌》，词旨隽永，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表现冯庸大学教育救国，寄希望于青年的强国富民的教育方针。
为振奋青年精神，冯庸还创作了《冯庸同学歌》《义勇军歌》《新青年歌》《奋斗歌》等十余种歌曲。“爱国家热泪涟涟，痛列强旧恨新仇耻其戴天地”，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融入强烈的爱国情感,激荡着学生们的心。对爱国学生颇具号召力和感染力。
冯庸大学校门两百米外，正对着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每天都要有多趟火车通过，载着东北的大豆、高粱、木材、煤、铁，驶向海港，转运日本。冯庸不忘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学生：针对日本垄断的“南满铁路”，他慷慨激昂、痛心疾首地教育学生:“日本人的火车在我们的国土上跑，这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收回主权，以雪国耻。”
冯庸筚路蓝缕、黾勉从事，冯大快速发展，1931年，达到全盛。当时，冯大设有机械、土木、法律等九个系，在校学生总数超过了七百人，已成为东北重要的一所大学。
日本人侵占校园，冯庸大学流亡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渐盛，教育锋芒又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本人不满。他们极力破坏冯庸大学的教学秩序。驻沈阳日军曾两次把炸弹投到冯庸大学校门口，好在没有伤到师生。冯庸预料到日本人会搞破坏，也采取了防范措施，多次组织学生进行演习，预防突发事件，才使得学校的教学活动未受影响。
可大厦将倾，独木安支！1931年9月18日晚，东北军北大营方向隆隆的枪炮声，给师生们带来不安。初以为日军又在演习，可次日晨，前往市区接教授们的校车，没能按时返回，冯庸知道形势有变。不久传来消息，日军突袭了北大营，并占领了奉天城。冯庸果断组织师生做应变准备。果然，9月21日下午，一队日本兵闯入校园，蛮横地命令全体师生立刻离校，还捣毁了学校的许多办公设施，并将冯庸强行带走。
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强占冯庸大学
日军软禁了冯庸，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他，让他“脱离国民政府”“加入满洲的独立计划中”。冯庸凛然拒绝：“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为卖国贼”。鉴于冯庸在东北的威望，日本人暂未对其下毒手，这给了他机会。通过来探望的老师，他暗中传出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当晚，冯大的大部分师生就乘火车撤往北平。
东北各界人士得知冯庸被关押，很快展开营救。张学良闻讯，拿出五千银元，交给学校有关人士，作为解救费用。在冯大日籍教授冈部平太的帮助下，10月3日，冯庸获释。但日本人要求他保证不扰乱“满洲治安”，对日军行动不准宣泄，不准做对日不利宣传，不得离开奉天……。逃离日本人的魔掌后，几经辗转，冯庸于10月28日到了北平。
日军扣押冯庸大学的学生
冯庸到来前，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冯大流亡到北平的师生，已收容到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冯庸到来后，继续主持校务，修缮校舍，收拢师生，筹备大学在北平复校。冯大的师生们，虽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有些惊慌但未屈服。他们迅速聚集在冯庸周围，投入到抗日救亡和复校的准备工作中。
为激励师生们的爱国热情，教育大家不忘国耻和校耻，冯庸亲自撰写了新的校歌：“大陆黑沉沉，同胞血殷殷！人权解放，我们责任！痛恨那帝国主义，穷凶猖狂！誓扬民族魂，慷慨赴国殇！百年奇耻，恨难忘！还我河山，志悲壮！……”
歌词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将九一八事变定为“百年奇耻”，激励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流亡的冯庸大学，此时一无所有。直到1932年10月1日，在张学良及各界的帮助下，才复校开学。复校之初，教室桌椅板凳都不够，教员中坐讲授，学生环立敬听。
复校前后，日寇侵华日猖，冯庸几次组织冯在义勇军抗日，耗费了大量财力。他再也无力支撑大学的运转了。1933年6月，冯庸大学并入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些人迷茫、困惑，不知道路在方。而清醒者如冯庸，看准了前行的路，却走得如此艰难。他努力过，奋斗过，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实现奋斗目标，但是残酷的现实给予他的是国破校亡。冯庸大学这所为救国而生的私立大学，在短暂的辉煌后，最终落幕在历史的长河中。
组织义勇军，慷慨赴国殇
面对强掳，冯庸多次组织“冯庸大学义勇军”，为民族危亡奋起抵御外侮，也为中国教育史写下光彩的一页。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冯庸即组织300多人的冯大学生义勇军，奔赴前线，把平时对学生的爱国家、兴民族的教育，付诸行动。冯大学生义勇军，在国内首开先例。时有报端称：“冯庸大学抗俄义勇军”的行动，鼓舞千万民众，把爱国的种子播进学生的心田，把抵抗强权的勇气，注进了学生的血液。
冯庸率歼俄义勇军奔赴前线
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等人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冯庸10月末到北平，立即加入“救国会”，并担任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军团总指挥，负责领导东北学生义勇军的抗日活动。
11月1日，“冯庸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宣誓成立。11月5日《盛京时报》对此报道称：“集在北平之冯庸大学学生，现下有百余名，顷以编成义勇军，内有男生两队、女生一队，全体武装，进行军事训练云。”义勇军誓言：“誓以生命，雪耻复仇，绝对服从命令，愿随星旗赴难！”
冯庸多次派学生义勇军潜回东北，进行抗日宣传、联络抗日武装、侦察日军情报。向东北的学生们鼓吹反满反日思想。此时的冯大义勇军，“已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容欺侮、不做汉奸的新青年典范。”一些学校效仿冯庸大学，纷纷成立学生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奔赴前线杀敌救国。
国民政府对日本人的退让和妥协，使日军更加疯狂。1932年初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月上旬，冯庸即率冯大学生义勇军南下，奔赴前线参战。
此时战事正紧，冯大义勇军抵达上海后，在未及时领到枪械的情况下，为支援十九路军杀敌，师生们迎着风雨、手持红绸大刀奔赴前线。冯庸在战前动员中慷慨激昂地说：“本义勇军这次南来，关山千里，援助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全体战士，人人都须抱有必死之心，虽枪械至今未领到，同人并不气馁，故无长枪，亦必以大刀与日寇肉搏，相见于疆场。”
1931年10月28日冯庸逃到北京。
冯大义勇军虽人数少、实力弱，但气势很强，声震四方，他们不惧牺牲，挺身而出，积极活跃在抗日前线，受到了抗日军民的拥护和支持。为了鼓舞士气，冯庸创作了振奋人心的《冯庸义勇军军歌》。军歌中唱到：“倭奴据我疆，虎狼猖狂，誓维民族光，威扬沙场，慷慨赴国殇，恨难忘!……誓将国仇雪，民族昌绝，即在此时节!星旗挥，荡贼穴，割烹倭奴心，刺饮倭奴血。”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
在前线，冯大义勇军的战士们英勇无畏，直至前线中国军队向后方转移，他们才随着撤出阵地。然后又在苏州城防守月余，直至战事结束，返回北平。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冯庸又一次带领冯大义勇军奔赴承德参战。这一次，为支持前线，冯庸倾尽所有，带去飞机和汽车等装备，可惜国民党军在战场组织混乱，很快失败。冯大义勇军战士有人牺牲有人被俘。
冯庸多次率学生义勇军奔赴战场，他的义举成为当时青年们的榜样和偶像。“凡是青年知识分子，听到他的名字就有肃然起敬之感。”冯庸大学义勇军的抗战义举，汇入了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洪流，写下了学生义军抗日历史浓墨重彩的一页。
情谊绵长两“汉卿”
冯庸与张学良，从总角到耄耊，情谊绵长。二人皆生于1901年，张比冯大四个多月。冯张两家，长辈结为兄弟，小辈情深义厚。张学良字“汉卿”，族兄弟中行六，为“六哥”；冯庸号“汉卿”，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为“五弟”。
青年时期，二人同入东北军，因有父辈荫护，渐成佼佼者。1922年，张学良受命组建东北空军，冯庸襄助。
青年冯庸，意气博发，可梦想之途总是磕磕绊绊。1922年4月，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冯庸在前线任奉军装甲车部队司令。结果奉军大败，装甲车部队全军覆没，冯庸只身逃回。前线指挥官欲严惩冯，张学良念及兄弟之情，极力斡旋，只撤去职务。
1925年，冯庸接替张学良任东北军航空司令。11月，在参加攻打反奉的郭松龄时，不愿派飞机屠杀自己的兄弟，挂印而去，又一次丢了兵权。张大帅因此严厉申斥少帅，张学良对冯庸却未深究。此后，张学良又支持冯庸保留军阶离开军界经营实业。
在张、冯二人的交往中，张学良一直庇护和帮助冯庸。特别是冯庸办大学期间，几次遇到困难，张学良都无条件地伸出援手。冯庸十分感动：“拜受大义，深蒙重爱，感激无极。庸誓竭驽钝，效忠乡国。”
冯庸也一直关心张学良的军政大事，为其出谋划策，鼎力相助。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中所做的两个重要大事。此两件大事幕后皆有冯庸的助力运筹。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冯庸等在冯庸大学合影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持东北大局。冯庸建议少帅:“对于日本，我们一定要暂时容忍，是为上策。请六哥务必先谋求全国团结统一，然后以全国之力，再图雪国耻、报家仇。”张学良深以为然，也坚定了易帜的决心。1981年3月4日，张学良在冯庸追思会上郑重地提到了这件事。
东北易帜事大，作为挚交，冯庸深得少帅信任。他曾担任张学良的信使，三次驾飞机往来南京，接洽易帜事宜。其中一次，飞机因事故在苏州浒关车站附近坠落，所幸未受重伤。当时的《苏州明报》报道称：“闻冯氏此次衔有东北当局重大使命，来南与某要人有所接洽云。”
冯庸大学解散后，受好友陈诚邀请，1935年春冯庸到国民党军中任职。1935年10月，张学良奉令到西北“剿匪”。此前，他多次召集冯庸等东北军将领秘密开会，研究东北军出路问题。冯庸等人多主张积极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张学良到西北后，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的影响，反思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决意不再打内战。他上书蒋介石，表达了团结各党派，竭力图强，以御外侮的抗日主张。可他觉以一己之力说服蒋有难度，想再通过陈诚劝蒋抗日。就嘱托与陈诚私交甚厚的冯庸向陈转达：“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决意统举所部，抗日图存”。
冯庸架飞机到南京为张学良当特使
未料，陈诚把张及冯的想法报告给蒋介石，蒋因此对冯庸很不满。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冯庸也被军统特务监控。亏得陈诚从中帮忙，冯庸未至失去自由。对此，他很有些伤感。1947年2月，在贵阳，他回忆这一段经历，写下了《图云关上》一诗：“十年大梦今方觉，苦泪频弹川黔道，戴头归来幸未迟，愚忠已惹时人笑！吉凶恨爱一发间，祸福存亡俱微妙，蓑耕笠牧乐悠然，风月柴门日吟啸。”
抗战胜利后，冯庸回到沈阳，曾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携眷去台湾，但却郁郁不得志。
开心的是，晚年时又和六哥联系上了。1959年，他曾作为第一批受邀者，来到张学良在阳明山的家，参加了张学良解除“管束”庆贺酒会，这是两人自西安一别，时隔二十三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此后两人常有书信往来，每逢生日，还会互赠礼物和贺卡；1964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结婚时，他是被邀请参加婚礼的13位嘉宾之一。
1981年初，冯庸病重，张学良亲往医院探视，2月5日，冯庸在台北带走了对烽火岁月的全部眷恋，享年八十岁。冯庸辞世后，张学良亲自为其组织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追思会。
古稀之年，冯庸曾立下一份遗嘱。其中写到：“自九一八迄今，我中华民族忍受无数巨创，忍受无限难堪，希望有血气的后人能够报仇雪耻。中国同胞受屠杀于日本，文物毁失，此等耻痛，刻骨铭心，祈祷国人不要忘记。”
晚年冯庸
兵连祸结、山河破碎的乱世，作为热血男儿，能做一件名留青史的事，后人就应该为他点赞了。“事定犹须待阖棺”，追思过往，冯庸毁家纾难、兴办教育、抗击外侮的故事，真应大赞了。
